自战国崇本抑末的观念出现起，农业为本，工商为末的*策，就主导着中国古代的经济的发展轨道，虽然个别时期抑制工商业的*策，有些许的缓和，但往往也不能自由的发展，甚至工商业的从业者也长期受到歧视。
兖州府乃孔孟故里，儒家思想已深入到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中，重农抑商*策与儒家文化，所提倡的节俭朴素，民务耕织可谓相得益彰，异曲同工。所以在明清以前，兖州府下各州县还可谓民风淳朴，人务耕桑，朴而不华，有古风趣。
有记载说，滋阳县人民俗温厚驯雅，华而不窕，民好稼穑而不工生殖；峄县人情简朴，务稼穑；汶上县负山而居者守桑麻之业，其余瘠土亦勤于稼穑，其他州县情况基本无异，从事工商业者人数较少，人们基本靠农业耕种维持生计。
明朝时期，随着大运河的全线贯通，山东段的会通河成为沟通北至京师，南至江南的漕运必经之地，其沿线的商品贸易，饮食服务日益繁荣起来。巨大的经济利益，强烈地冲击着运河沿线的贫困人民，以往对商人所不齿的价值观，受利益的驱使，他们逐渐摒弃了重义轻利的理念，积极地投身于追求物质生活的商业活动中。
运河沿线商品贸易中的本地人数量大增，再加上外地的移民以及来往的商客，该地区的商贸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。特别是兖州地区的许多州县，大发漕运之财，原本疲于生计的贫困人家也逐渐富裕起来。
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种奢靡之风。如滕县，人们争相炫耀自己的财富男子冠巾丝履，妇女珠翠金宝；曹州自成化以后俗渐奢靡，富者之居，僭侔公室，丽裾丰膳，逞忿健讼；即使是生活不那么富裕的民众，也追求奢华的排场，如郓城以华侈相高，日用服食，拟于市宦。
济宁是明代兖州府经济最为发达的城镇，有江北小苏州之称，其奢侈之风可以说表现得最为明显。济宁俗好华侈，士好文采，民逐末利。兖州府地区的奢侈之风，一直延续到清中期，之后随着运河河道的逐渐淤堵，漕运的逐渐没落，运河沿线的繁荣也一去不返。
纵观历史，兖州府不论在农业、手工业还是商业上，与前代相比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。在农业上，不仅农作物产量提高，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，也发生了改变。粮食作物中，小麦的种植比例明显提高，逐渐超过粟，成为北方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。麦豆复种制度的形成，使两年三熟制成为可能。
经济作物中，棉花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，果蔬种植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，一些新的农作物得以引进，增加了农作物的种类。明中期，赋税制度的改革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。
手工业也取得了较快发展，特别是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加，产量的提高，为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料，丝织业也取得了进步，绫成为兖州府丝织品的代表。
采矿业、陶瓷业、淡水渔业也都取得了较明显的发展。在兖州府的社会经济发展中，以商业的发展最为显著，而其商业的繁荣，归根到底是得益于运河的开通。
大运河山东段的会通河纵贯兖州府，使兖州府从鲁西南偏僻的农业区，一跃成为山东经济最为繁荣的商业区之一，经济地位大大提高。来往于兖州府运河沿线的商贾众多，极大的带动了兖州府地区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进程，改变了兖州府地区的产业结构，使工商业、服务业的比重明显上升。
沿着会通河，兖州府还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兴商业城镇，如济宁、夏镇、张秋等，其中以济宁的商业发展最为瞩目。这些新型城镇也带动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工商业、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明显增多，城市人口也大大增加，奢侈之风悄然而起。
但是兖州府的社会经济发展，存在一个局限，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运河经济，可以说成也运河，败也运河。也就是说，明代时的兖州府并没能形成一条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。所以到清中后期，随着运河的淤塞，兖州府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渐缓慢下来，被后来居上的鲁中和鲁东沿海地区所超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