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第二届国际《金》学研讨会之后，鲁歌教授和刘娜同志对拙文《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》1诚恳地提出了商榷意见，在《枣庄师专学报》年第3期上发表了《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吗？》一文，万言质疑，多方论证，进行探索争鸣，读后受益匪浅。
结合近两年来自己对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研究，在此进一步考证，并与之商榷。
在未入正题前，首先对鲁、刘一文提出要找出“铁证”来证明谁是作者的观点谈点看法。
我们知道，《金瓶梅》作者问题是《金瓶梅》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，四百余年来没有定论，百家争鸣，各持己见，至今，有个别学者甚至提出停止争论，以待“铁证”。
愚认为，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，对《金瓶梅》作者的研究必须采取慎重态度，但又要积极探索，在探索中前进，否则，因噎废食，即使真的有“一锤定音”的“铁证”，恐怕也会真假难辨，或被认为是孤证而不会被承认。
相信鲁、刘一文关于“铁证”的含义，并不是说要停止争鸣，等待一锤定音，而是说证据应该“扎实过硬”、“确凿无疑”。
果真如此，《金瓶梅》研究者才有继续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讨的可能。
皋鹤堂本
一、兰陵新证
鲁歌教授与笔者有个最大的共同点，就是承认作者是兰陵笑笑生，作者肯定是兰陵人。
但分岐也从这里开始，因为兰陵有南北之分，王稚登是南兰陵人，所以，鲁歌先生认为作者是南兰陵人，而笔者以为，作者必须在北兰陵（即古峄县）的范围内去寻找。试举几个新证：
第一，明代兰陵在峄县。
兰陵这一称呼至明代已具有特殊的含义，已不再包含有南兰陵这一涵义。
明代诗人和作家，凡南兰陵人，一般都在兰陵前冠以“南”字，以示自己不是兰陵人，这一点，张远芬先生已在《金瓶梅新证》中指出过，这里要补充的是，明代的兰陵实有其地的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古峄县的兰陵镇，一个是古峄县的兰陵乡。
兰陵镇位于县城东，距城50余里，这已众所周知；而兰陵乡作为峄县四乡之一，位于县城之西，这是鲜为人知的。
据县志记载：“城之西为兰陵（乡），领八社”，“距城20余里，远者50里，周袤20余里”。
兰陵笑笑生隐去了自己的姓名，但又不甘心，为了让人们的猜测有所依据，特加兰陵二字表明自己籍贯，既然如此，这一籍贯的范围不可能周袤苏鲁豫皖，只能是当时实有其地的兰陵。
而当时贾梦龙就住在峄县兰陵曹马社陈庄村，贾梦龙岳父陈德中是坐地户，在村里有楼台12座。
贾梦龙喜爱这里的风景，从县城搬来，新起楼房六座。村北有石屋山和石屋山泉，贾梦龙《石屋山》一诗就是咏其风光的：
“云边茅屋水边楼，古道西来杜若州。栗里莺花三月酒，桐乡风雨一渔钩。彩毫遍写苍岩壁，青草遥嘶白玉驺。山色泉声无限乐，人间此地即丹邱。”
其中暗引了宋徽宗专赐李师师的“金勒马嘶芳草地，玉楼人醉杏花天”的名画风光，而这句话在《金瓶梅》中则出现在孟玉楼的簪子上，作为一条线索贯穿到底。
第二，家住兰陵的临清人。
鲁歌先生在《金瓶梅写临清缘由初探》一文中十分明确地指出：“《金瓶梅》与山东临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。《金瓶梅》的故事有不少回就由作者安排在临清。”2
这一点，《金瓶梅》的研究者多有同感，但鲁歌先生认为：有《金瓶梅》抄本的王稚登在嘉靖与万历年间不只一次地到过山东临清，因此，王稚登便是兰陵笑笑生。
这样推理未免过于简单，当时，到过临清的大名士何止王稚登一人？未到过临清的大名士恐怕只是少数。
这样繁华的大码头，仅仅到过几次，又焉能将其大街小巷、家长里短说得清楚？
值得一提的是，贾梦龙不仅在内丘任教十几年，年年要经过临清码头回家探亲，而且贾梦龙的祖籍就在临清，是家住兰陵的临清人。
这一点《峄阳贾氏族谱》有明确的记载。如“族谱序”曰：“吾族原籍东郡博平人，明初避乱始祖携家而南徙于峄之东南坊上村。”“
世系总图”又有：贾氏始祖贾得真，“原籍东郡博平”，“散处野鹊窝镇，明兴兵乱携家南徙”，二世祖贾恭，“因回博平看视寿终于老家，即葬于博平祖莹”，到贾梦龙，仅为第六世，与博平老家仍有割不断的亲缘，如其子贾三近的夫人井氏就是祖籍为博平的井田先生的长女。
博平在明代为县城，距临清不足50公里，因此可以断定，贾梦龙对临清一定是十分熟悉的。
第三，关于《金瓶梅》中的峄县方言和淄川方言。
关于峄县方言，张远芬已有很多考证，如“大滑答子货”，“处窝行货子”等等，都是别处人所听不懂的土话，不再赘述。
而关于淄川方言，在此可以举出新证。
早在30年代初，胡适曾将《金瓶梅》与《姻缘传》的特别土话作过对比，他请胡鉴初先生找出《姻缘传》的特别土话，即不仅是别人听不懂，而且是《金瓶梅》在内的别的书所见不着的方言，以证《姻缘传》作者是淄川人蒲松齢。
他说：“我们试用那山东白话的《金瓶梅》来作比较研究，就可以知道我们所举的例子没有一个是《金瓶梅》里有过的。”3
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胡适列举的14例淄川土话，经查考，至少有五例在《金瓶梅》中有过，如“出上”（第八十六回）、“流水”（第十六回）、“探业”（第四十六回认业）、“扁、贬”（第十四回撇）、“偏、谝”（第五十八回撇）等，上述几例，意义读法相同，但并不是说《姻缘传》抄袭了《金瓶梅》，因为字的写法上是有不同的。
据调査，这些词又确是峄县人听不懂而淄川、临清一带人才能听懂的土话。
另外，《金瓶梅》中还可举出许多这样的淄川方言，如“管情中意”、“待……”、“墩了他两句”、“扑撒扑撒”、“看承”、“勒掯”等，这说明，作者必是一个又对淄川土话也比较熟悉的人，否则，何以会用淄川方言呢？
鲁歌先生认为王稚登到过山东、山西等，断言他会吴方言，又会山东方言、山西方言和官话。
但问题关键在于，山东方言按其特殊性，又有鲁南方言、淄川方言等等，王稚登即使到过临清、济宁，但不知他何以会讲峄县土话，会淄川方言呢？再说，掌握一方土话，仅仅到过而不下几年功夫，又怎么可能呢？
相反，上述方言：包括山西方言、山东方言、吴方言及峄县方言、淄川方言和官话等，兰陵贾梦龙恰恰都能够掌握，贾梦龙之奇就在于此。
他老家博平，生在峄县，此县又有山西洪洞迁涉而来近百年的大批移民，他又在江南生活近20年，在临清西任教近20年，他还是一个善于搜集地方资料和方言土语的训导，他必定会这些地方的方言，这是生活条件所决定了的。
第四，煤炭、煤锹子与兰陵。
峄县从汉代就已发现和使用煤炭，至明代，私人在城北枣庄一带开釆煤炭已成风气，峄城百姓已开始普遍使用煤炭，但全国大量开釆始在清代，至清代始有官办煤矿，煤炭大量外运。
在《金瓶梅》中，煤炭普遍使用，连呕吐也用煤炭爇，专有烧煤的地炉炕、煤锹子，如第三十九回，西门庆为王六儿买的房子，“第四层除了一间厨房，半间盛煤炭，后边还有一块做坑厕”，
第七十五回西门庆家，玉楼“浑衣儿歪在炕上，正倒着身子呕吐，兰香便爇煤炭在地”，第九十一回李衙内家，玉簪儿说：“你若不听堵歌，老娘争煤锹子请你。”
《金瓶梅》作者不知不觉地写出了明朝煤乡的特点。这一证据，郑庆山先生最早提到过，张子敬先生认为这“为《金瓶梅》作者是山东峄县人之说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”4
《临清与金瓶梅》
二、名讳学不适用于《金瓶梅》
鲁歌先生喜欢用名讳学来考证《金瓶梅》，鲁、刘一文便如此，认为《金瓶梅》是主张孝敬父母的，但书中却给不少坏人用“宗”或“鲁”命名，“贾梦龙、贾三近无疑都是孝子”，决不会屡犯其父亲的名讳，如果说作者是贾梦龙、贾三近，便违犯了名讳学。
笔者认为，这种考证方法是不可靠的，尤其是对《金瓶梅》这样的著作，更不科学。
《金瓶梅》写尽人间之丑，极尽讽刺之词，不为君讳，不信佛道，又何谈忠孝节义？
写天子，“朝欢暮乐，依稀似剑阁孟商王；爱色贪杯，仿佛如金陵陈后主”，写大臣，“南山竹罄难书罪，东海波干臭未遗。”这样的笔法，可谓胆大包天，又怎能用名讳学去考究！
再说贾梦龙也并非封建孝子，而是一个主张思想解放、生活狂放、对封建宗法制度极为不满的隐士，有诗词为证。
他刻意追求许由、陶潜、刘伶、苏轼、李白等人的思想方式，主张思想解放，如“曾伴着少陵诗，元亮酒，许由瓢”，“陶令许僧同结社，孔融无客不称贤”，“刘嵩阳处士星，白乐天快活境”，“何须做那吕纯阳魏伯阳”等，反映了他的思想追求；
他刻意釆取狂放自由的生活方式，没有约束，如“世间有不调羹的山中宰相，世间有不登坛的帷幄大将，世间有不朝参的玉堂青锁，相伴着绿绮琴松醪酝梅花帐”，
“梦卜休疑功名休问富貴休题”，“酒圣诗魔，剧饮狂歌，不问何年金狄铜驼”，“月夜暗藏司马约，风声扯住红佛妓”，“朝联花下席，夜话雨边床”，“老子静闲无个事，偶延小隐话熊经”等，这是他生活的写照，是宋明理学的反动；
他还无情地讥讽封建宗法制度，如“您知道种蟠桃不如种杏，您知道做寒官不如做梦，您知道饮狂药不如饮水，您知道用桔槔呈巧计不如抱瓮，好弟兄好友生，言可信意怎凭，夷齐管鲍真和假，谁媒证。”
“不上官场傀儡筵，为农为圃亦悠然”，“看碌碌红尘劳倦，问槐花驿路奔走多年，湖南费尽锦囊钱，酒家见惯书生面，云梯月殿，催人向前，扬眉吐气，腾蛟上天，我呵袖傍边看。”
足见他对封建制度的厌恶和仇视，象这样一个反叛者，又如何能成为封建正统的孝子呢？
鲁、刘文提出的名讳学证据，没有一个是“宗鲁”二字并用的。
如韩宗仁、金宗明、陈宗美单用了“宗”字，鲁华、鲁长腿单用了“鲁”字，象这样的证据才是“不能成立的”。
在《贾氏族谱》贾梦龙文稿中，也可找到“宗”或“鲁”字，如“勿算及远祖疏宗坟墓”、“鲁城燕塞”等，贾三近的诗也多次用“龙”字，在家谱中居然也用长辈的“宗”、“鲁”、“龙”字，这不更违犯“名讳”吗？
至于作者定西门庆之原配夫人为陈氏，正好与贾梦龙妻姓氏吻合，且又让她早死，这或许正是贾梦龙作《金瓶梅》的一个证据吧？
否则，为何要加上一个并不存在的人物，为何让陈氏早逝，而干干净净离开这个罪恶的人世呢？这岂能作为“对自己贤妻的污辱与诅咒”的证据？焉能断定贾梦龙不会这样做呢？
如果按鲁歌先生的观点，作者是王稚登，其父即王守愚，那么《金瓶梅》就不该有王守愚三个单字。
可翻开《金瓶梅》，王六儿、王母猪、王婆、王三官等皆丑恶之辈，离守、游守、守清、守礼等皆小人之辈，第七十五回，开头写“愚夫愚妇在家修行”，谈到“寿夭贤愚，还要怀妊之时有所应召”，这不是王稚登在骂他自己的父亲吗？
更令人不解的是，《金瓶梅》竟直接点了“守愚”的名，在《金瓶梅》第七十回出现的崔守愚与西门庆、夏提刑同流合污，西门庆拜他为“堂尊”，王稚登这不是把自己排在西门庆的辈份上了吗？
鲁歌先生还认为太原节度使王景崇及其后人王招宣、王三官在书中出现，这是王稚登家族豪丑类原型的艺术再现。
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困惑，为何王稚登能违犯大讳，让西门庆和林太太在他祖宗的画像下和“节义堂”内纵欲，而且将父名塞进这丑恶之中，而贾梦龙等则不可能呢？
有证据表明，王三官的原型本在峄县。
《金瓶梅》中的称号是值得研究的，西门庆因本村有四眼井，所以号四泉，四眼井在峰县萝藤村，这在北方很少见。
而王三官本号三泉，《金瓶梅》第七十七回有王三官改号一节，特别对王三官的号作了交待，写王三官在郑爱月家题诗一首，落款“三泉主人”，西门庆见到，便问：“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儿的号？”
慌得郑爱月忙摭说：“这还是他旧时写下来的，他如今不号三泉了，号小轩了。他告人说，学爹说，我号四泉，他怎的号三泉？他恐怕爹恼，因此改了号小轩。”
查明代峄县，确有三泉其人，也是一位秀才。当时，贾梦龙表兄王九清之子王文尉号对山，也在学堂当校官，曾与三泉一起写过一本《校官小传》流传于世。
《峄县志》第十九卷写道：“读对山、三泉二公所为《校官小传》，未尝不为叹息也。”
在峄县学堂当过校官的贾梦龙对三泉及其家世必定十分了解，当时，峄县的山西移民在此生活不足百年，三泉其祖与王景崇未必没有联系。
《峄县志》
三、看似荒唐却是真
鲁、刘一文认为：“贾梦龙的名字和称号”之证乃“穿凿傅会之辞”，“《金瓶梅》中并未写‘柱山’、‘天柱山’，况且‘柱山’也不等于‘天柱山’。”看来，鲁、刘并未知贾梦龙称号的来历。
贾梦龙号柱山，实际就是天柱山。贾梦龙字应乾，人称“柱山翁”，又自称“石屋山人”。
柱山在峄县城南，又叫天柱山，原称葛峄山，乃县名之由来。到贾梦龙修县志时，称其山为天柱山，其子贾三近有《天柱山重修佛母塔文笔峰记》，其本意是在赞颂贾梦龙。
山上佛母塔始建于元代，万历二十年八月重修，在解放时毁于战乱，现仍有断柱残碑，碑文字迹有：“柱山人专号于佛母塔矣”等，碑文为贾梦龙所撰。
鲁、刘文认为：应乾与应元之号相同，作者法名与官哥法名相同，而贾梦龙哭公子又与西门庆哭官哥相同，因此，贾梦龙既是官哥，又是西门庆，“这岂不荒唐？”
其实，这并不奇怪，在感情和艺术的世界里，也并不荒唐。
在《金瓶梅》中，官哥、孝哥都是西门庆之子，官哥之死，孝哥之岀家，实质上都是西门庆作孽，官哥、孝哥都是西门庆的化身，是西门庆的寄托，所以，书中在第一百回，孝哥睡在床上，“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”，“复用禅杖只一点，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”，“原来孝哥即是西门庆托生。”
而贾梦龙与他孙子又怎能分得开?“引长歌而泣送我公子兮，喘息呼吸与爷一脉。”
这在现实中的不可能之事，在诗词、小说中，在艺术世界中却是真实的可以感觉的。
西门庆并非单纯的“豪恶、淫棍和赃官”，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人，他必然流露出多层次的人类感情，如果作者没有直接的亲身感受，又何以将哭官哥写得逼真感人呢？
看似荒唐却是真，这就是艺术创造的真情实感的魅力。
“汉武清斋夜筑坛，自斟明水蘸仙官。殿前玉女移香案，云际金人捧露盘。绛节几时还入梦，石马无声蔓草寒。”
这首诗写在官哥寄法名之前，当然与官哥寄法名相联系，官哥法名应元，与贾梦龙字应乾并无二致，乾卦之首为元，而天柱与欣子又恰在这首诗概括的故事《汉武帝内传》之中，这仅仅是“穿凿傅会之辞”所能解释得了的吗？
欣欣子当然可以有多层含义，但必然包含有欣“欣子”之意。“欣子有心，今以相与，当深奉慎，如视君父，泄示凡夫，必祸及也”，这实在应是以重资出卖《金瓶梅》的作者的本意。
欣“欣子”者，乃作者本人也。很多专家也曾以序中“窃谓”二字说明序言即兰陵笑笑生所作。
鲁歌先生的“一双玉腕”、“两只金莲”之证，以为欣欣子错记笑笑生的话，但却不能排除陋儒误刻之嫌。
鲁歌先生根据沈德符、袁中朗的传说，认为《金瓶梅》作者必是一“大名士”、“一巨公”，对此，笔者不敢苟同而赞成“稗官”说。
这不仅从《金瓶梅》的语言和诗词可以看出，且有欣欣子序可证：笑笑生写《金瓶梅》不为“上智之士”，不为“以理自排”的“次焉者”，而只为“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”的“下焉者”。
可见其立场并非在“大名士”之列，而在稗官之中。这与王稚登大名士的身份是不符合的，与贾梦龙的身份却极吻合。
鲁、刘一文将刘伶坟、金莲、平康巷、《咏永怡堂落成》等证据一一否定，断定“诸证不能成立”。
可是，其列举的用过这些词话的作者或是唐、宋、五代人或是明之后的清代人，而没有一个是明代人，也没有一个是万历年间的人。
李贺、刘克庄、王仁裕、孔尚仁等虽然有与《金瓶梅》相同的语言，《金瓶梅》也可能采用了他们某个人的语言，但他们都非明代万历间人，当然不是《金瓶梅》作者，而贾梦龙不仅是明代万历二十年前后的兰陵人，且在短短的词集里就有那么多语言与其相同，这是不可否定的实据。
至于金华酒的产地，最早由张远芬先生依据《本草纲目》提出而引起争议，后来有人认为是贾梦龙的“家乡酒”，笔者并不赞同，但这也并不影响作者是兰陵贾梦龙的观点。
说到酒，贾梦龙可说是一个“酒仙”，他结社乡里，恨不能做刘伶第二，他在诗词中提到的“白酒”、“菊花酒（即*花酒）”，
在《金瓶梅》有7次曾提到过，李白提到山东的“鲁酒”在《金瓶梅》中也曾提到过，而于慎行撰写的曾与贾梦龙切磋过的《兖州府志》中，也提到过鲁酒，写过：“日夕连秋声，鲁酒不可醉”的诗句。
欣欣子序
四、《金瓶梅》的传抄与作者
《金瓶梅》抄本在万历二十年间开始流传，王稚登最初具有《金瓶梅》传抄本，这一点，屠本畯的《觞*跋》有证。
但王稚登获得抄本有几种可能性，或购得，或借得，或抄得，或写得。写得只是四种可能性之一，据鲁、刘分析，由于王稚登的经济状况有限，不可能重资购得抄本，但这并未排除借得、抄得的可能性，而屠本畯已交待得很清楚：“复从王征君百谷家，又见抄本二帙，恨不得睹其全。”
明确指证王稚登所有的版本是“抄本”，并未说是他写的或作的，如果以此作为王稚登作《金瓶梅》的铁证，不继续追根溯源，寻求王稚登抄本于何处得来，则难免舍本求末。
再说，既然王稚登以重资出卖《金瓶梅》抄本，那么，他便应该是一个大富翁，但为什么却“穷困不堪”，“十日九饥”呢？他牢骚自述经济状况穷困，恰恰证明他没有去获取“重资”的打算和行动。
相反，并非鲁、刘所分析的那样：贾梦龙没有千里迢迢地以重资卖给江苏的王肯堂、董其昌和徐家的可能。
当时贾梦龙虽生活在距王稚登抄本千里之外的峄县，但他的书籍却完全能够很快流传到南方吴越一带。这是因为：
第一，峄县当时是南北交通要道，与南方的交通非常便利，可直接乘船，直达扬州、苏州、南阳、杭州各地；
第二，贾梦龙从小在南方长大，南方有很多文友，有深厚的基础，他常常请南方戏子来唱戏会友，这戏北方人是听不懂的；
第三，贾梦龙此时儿子谢世，正大兴土木，建永怡堂，造佛塔，修行宫，留碑铭，需筹集大量资金；第四，贾梦龙与南方书画家和古董商有来往甚密。
总之，根据上述分析，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，即：《金瓶梅》作者必是峄县兰陵人，而在峄县，《金瓶梅》作者非贾梦龙这样的奇人莫属。
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《金瓶梅》作者确是贾梦龙，而王稚登则不可能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
玉茗堂本
1见《新华文摘》年第3期。
2《临清与金瓶梅》，山东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出版，年6月第一版。
3《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》第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年8月第1版。
4《学习与探索》年第1期。
本文选自《金瓶梅研究》第六辑，，知识出版社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
（数据采集李太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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